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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乡镇联盟] 从深山野岭到新农村典范,永春下洋镇新村村60年来这么干~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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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5-8 12:02:23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甲子轮回,忆往昔同甘共苦并肩奋斗;六十华诞,看今朝日新月异再创佳绩。当历史的脚步穿越莽莽林涛从深处走来,这一刻足以勾起无数新村人的记忆:60年前,如果不是共产党员潘儒赞、李芳远等人舍弃铁饭碗,毅然走进大山深处,开发这块荒芜之地,今天的新村或许还只是一片普通山林;如果不是无数下派干部、知识青年、城镇居民来到这里艰苦奋斗,后来者一任接着一任干,就没有如今“家家住别墅,户户有轿车,人人讲文明”的幸福景象。

让我们铭记这个重要的日子:1957年6月21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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舍弃铁饭碗,干部奔赴深山当农民

以前,永春地图上是找不到新村的。那时,以出产无烟煤著名的天湖山是永春的主要林区,纵横40多里。地处天湖山麓的这一片土地叫墘头溪,由含春、溪塔、福鼎等村的农民耕作。但这里古树参天、荆棘丛生、野兽出没、虎豹潜居,人们称“老虎窝,山猪巢,白天没人行,夜晚鸟兽鸣。”

特别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,曾经有三只老虎经常活动在永春天湖山、牛姆林、福鼎山,以及毗邻的德化、漳平、安溪等地,“白昼噬人,或夜入人家,阖门俱尽”。

虎患闹得凶。村民出去干活,得有一个人站到高处观察,当地人称为“看旗”。若发现老虎来了,就赶紧敲锣,震慑驱赶。原住村民肖德叶回忆,有一村民白天碾米,直到天黑才回到家中做饭。不料,有一只老虎就躲在这户人家屋后的李树下等待时机,待那人从厨房忙完后走到屋外,老虎上前一扑就将人叼走了。虎患骇人听闻,原本生活在这里的居民都搬到其他地方去了,只剩下两三户人家。那时在山上经常能看到大水缸埋在土里,里面掩埋的都是被老虎袭击后残缺不全的尸体。上面盖着一块木板,寓意“盖天锣”,意思是下世不会再被老虎咬。

史料记载,1952年,在福州召开的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上,时任永春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向大会呈交了一份“为民除害”的提案,曾伯虎还专门写了一份虎患情况专题报告呈送军区党委。第二年春,福建省军区下拨剿虎经费5000元,发给轻机枪1挺,步枪100支,以及一批子弹、手榴弹,由永春与邻近的安溪县、德化县、大田县成立剿虎联合指挥部。指挥部设在永春,由曾伯虎任指挥,郑瑞甫为副指挥。剿虎指挥部在永春调集各地著名猎手、民兵,并抽调解放军战士协助,组成7个专业猎队和30个业余猎队,有队员194人,日夜跟踪追歼老虎。据永春县志记载,从1950年到1959年,永春捕歼大小野兽1万多头,其中就有老虎11头;1956年,八一电影制片厂还专门赶赴永春,拍摄《深山除害》纪录片。

1957年2月21日,毛泽东主席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》一文发表,号召全国“精简机关,下放干部,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。”永春县手工业管理科科长潘儒赞、副科长李芳远响应号召,决定带领干部到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天湖山麓一带搞生产开发。当时他们想,山区资源丰富,地多人少,开发山区可以为国家创造财富,于是向县委提出申请。据《永春县组织史资料(1927年1月-1987年12月)》记载:1955年5月设立手工业管理科,1958年6月4日并入工业局,1959年8月24日又设为手工业管理局,1960年1月10日改为农业机械局,1961年3月并入工业局。用现在的说法,当时的“科”相当于现在的“局”,“科长”相当现在的“局长”。潘儒赞、李芳远的选择就意味着要舍弃干部身份,扔掉“铁饭碗”,到艰苦的地区“当农民”。根据当时的规定,他们的工资保留到当年11月份,之后办理退职手续,给一些退职费,第二年开始就是彻底的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农民了。那时,科长月工资80.5元,副科长月工资63.5元,普通干部月工资26元,去开发深山就意味舍弃了这份工资保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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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在现在看来,简直难以想象。那时,也有很多人不理解,纷纷议论:“这些人科长、干部不当,一个月几十元工资不领,偏到山沟里喝西北风,太傻了。”“人家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工作,你们偏偏放弃现成的工作不干,跑去开山种田。”有些乡亲也规劝:“‘要当牛怕没犁拉’?真要种田的话,咱家乡怕没田给你种?用不着到那穷山沟受苦。”有些人认为:“一无厝,二无灶,一定住不长。”也有领导劝说:“没必要这么做,到那太艰苦了。”潘儒赞、李芳远却信心坚定:我们共产党的干部,就是能上能下,能“官”能民。

1957年6月21日,夏至。潘儒赞、李芳远带领手工业管理科、蓬壶区4名干部和20名城镇居民进驻这里,刚开始的建设目标是:“新村合作农场”。这是一个新的事物,所以他们就称这个地方为“新村”。虽然来的时候估计会有些困难,但实际的困难超过了想象。尽管也带了不少工具、炊具,但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。夏至日,溪塔当地群众都在忙着蒸粿、包粽,家家忙着做饭,没有多余的锅可借。好不容易借来了锅,却没有锅盖,最后只能借来簸箕当锅盖。白天借不到锅盖,晚上住房也困难。刚好溪塔小学没上课,就临时借住教室。没有床板,就睡在地板上,第一天就这样在溪塔度过。

刚下来,县里只给部分安置费和生产补助。中共永春县委在两个月之后(1957年8月9日)呈送给地委的《永春县新村农场开办报告》(委秘第058号)写道:“经费的解决办法:六个干部同志的工资发至11月份,并按规定办理退职,修理旧房子估计需款1000元,由县无偿拨给修理,并给长期贷款5000元作资金(3年-5年还清),另给生活贷款1000元(期限1年还清)。人员的伙食是:干部用退职金维持,群众以自带伙食为主,确属困难的,由国家贷款解决。”

要发展生产,也要建房屋,但是一缺资金,二无材料,三无技术工。有人主张向县里多要一些钱,请一些建筑工来建房。潘儒赞却号召大家自己动手,6名党员分成三个小组,各自带一组,带领大家把两座破旧房屋修理起来。潘儒赞亲自砌墙基,李芳远带领群众打土墙,吴泽级自己购买斧头、凿子、锯子等工具,当起了木匠。没有建筑材料,就自己上山砍伐,没有技术工就自己边干边学,只有少数难度比较大的技术请技术工帮忙。经过整修,26个人总算有了自己的安身之所。

初来乍到,工作从何处入手,事业从哪里起步?潘儒赞经常说,山林就是好,我们睡时它们长,干活时它们也长,山林就是金条。在潘儒赞、李芳远带领下,大家冒烈日,劈草砍树,垦荒造田,发展农业生产,解决自身粮食问题,再则就是发展养猪,解决耕作肥料问题。

第一批来的26人都是机关干部和城镇居民,一向没有离过家,初次参加劳动,被蚊虫咬得满脸都肿,有的手上起血泡,虎口也震裂了。见此情形,有点灰心丧气,心凉了半截,有的说:真难啊,这片山不知要开到何年何月。潘儒赞发现后,给大家做思想工作,描绘蓝图:“这里种水稻,对面的山坡种油茶,墘头溪可发电,公路就从山边开过……”黄淑围是第一批到新村的。在她的印象中,潘儒赞口碑非常好,是很难得的好干部。在手工业管理科的时候,他文才、口才就非常好,能说会道,说话很有鼓动性。有一次潘儒赞安排她去给科里的干部开会,结果大家都想听潘科长前来说道说道,坚持要潘儒赞来了才肯开。

潘儒赞多才多艺,参加马跳公路建设时,用绳往身上一绑,带上钢钎,就吊在悬崖峭壁上,打石修路。潘儒赞还会给人家看病打针,有一次黄淑围肚子痛得非常厉害,吃了很多种药后还没有效果。潘儒赞查看后,把子弹拿出来,倒出里面的火药,调配成药,让其服用后即好。在工作中,潘儒赞总是身先士卒,参加集体生产劳动。和群众一起劳动,出工走在前,收工走在后,带头大干苦干,不搞特权,按劳分配,每年参加集体生产劳动300天以上。

潘儒赞作为支部书记,起带头示范作用,令人印象深刻。知青郑丹流回忆,过去走路到曲斗公社,走一趟就要半天时间,每逢到公社开会,潘儒赞总是顺手将粪筐带走,边走路,边拾粪,往返一趟基本可以拾一筐。潘儒赞说,这样可以给田地多增加一些肥料。潘儒赞的儿子潘诗贤说,有一年除夕前一天,天寒地冻,下着冷雨,但因为杉木之前已经买来了,父亲就带着他上山种杉。原本跟住在官殊的人约好一起去,官殊的人因下雨没来,他们两人就自己干。傍晚,潘诗贤问父亲,天黑了,我们回吧。潘儒赞说,还没完全黑,再多干一会儿。

春节到了,若家里有父母,潘儒赞允许他们回去,到县城的,每人发5毛钱作为路费。从新村出发,走路到坑仔口,刚好可以安排午餐,一大碗米粉汤2毛钱。饭后继续走路到达埔,再花1.5毛雇自行车坐到县城。每次出外办事,潘儒赞总要问左邻右舍需要帮忙带点什么回来。所以每次外面回来,他总挑着满满一担。潘诗贤说,这期间,县里多次想把潘儒赞调回县里,但总是被婉言拒绝。潘儒赞的身先士卒、言传身教,赢得了大家一致认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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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大部分人没有耕作技术和经验,只能大胆试、大胆闯,他从平原地区引进10多种水稻品种,经过多年的试验和耕作,选择了一两种适合山区生长的水稻。经济作物上,他尝试种棉花、香菇、花生、番石榴、葡萄、凤梨等,但由于土壤、气候与管理等关系,刚开始几年都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。尽管困难重重,但新村开辟出了一方新天地,开辟耕地60亩,官殊种了油茶、衫木、茶叶、板栗等900多亩,兴建了7处大小水利工程,使“望天田”变成旱涝保收田。

永春是中国农村小水电的发祥地,早在1930年就建成了永春县第一座水力发电站,开创了永春农村水电建设的先河。1959年,永春县在北京展出“农村办电大放光明”的展览,国家主席刘少奇亲临参观。1960年,全国小水电建设会议先后在浙江金华和福建永春召开。潘儒赞注意到新村这里也有溪流经过,能否发展小水电?他跑到县水电设备厂咨询,得到的答案是:一水流要有一定的高度落差,二要具备一定的水量。

新村的溪流正好符合这两个特点。但是,要持续发电得积蓄更多的水量,那就得建拦水坝。建坝需要水泥,没有水泥,怎么办?潘儒赞就带着人在建坝地址旁砍下一根大树,让粗大的树干横亘在溪流上,作为拦水坝的横梁,再用一块块木板倚靠树干,插到水底,做成了拦水坝。县水电设备厂借给了一台5千瓦的发电机。由此,开启了新村有电的历史。

1964年坐着波兰进口的蒸汽机车来到新村的郑丹流对此的印象是:一大片农田种满了水稻,山上也满是经济作物。也正是因为如此,新村第一批26人的劳动力显得捉襟见肘,才促使1964年第二批66名城镇青年、知识青年和1969年第三批48名城乡居民、知识青年的到来。1968年春,潘儒赞身患癌症,腰部涨肿,剧痛得脸色一红一白。人们劝他休息,他回答说:“这是消化不良,不要紧。”坚持和大家一起抬石头搞基本农田建设。

病得严重,潘儒赞不得不到永春县医院接受治疗。才几个月时间,原本身壮如牛的他被病折磨得瘦骨如柴。前来探望的人不禁泪流满面。一些人想起以前闹情绪时,潘儒赞就和他同吃同住同劳动,一直把思想工作做通才离开的情形时,更是潸然泪下。

见到这么多人从新村赶来县城,潘儒赞说,不要管我,赶快回去搞生产,我这病需要脱胎换骨才会好。病情越来越重,在生命的最后一息,潘儒赞写下了《关于新村大队建队十一周年总结报告》,留下了建设新村的意见。1968年7月13日,年仅40岁的潘儒赞去世,县里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,在新村边的墓碑前写着:“上山下乡革命旗手,开发山区光辉榜样。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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